通往(革命性的、不做恶的、疯狂赚钱的、自我毁灭的)Google核心之路
John Heilemann撰写，hidecloud翻译，转载请注明。
译前语：从张亮那看到了这篇当年的新闻报道，虽然时间过去这么几年，仍然是极富信息量的一篇文章。很久没有翻译这么长的文章了，花了一周的业余时间来完成，颇有不妥之处，但应当不影响阅读。结合Google当前的发展状况来阅读此文，别有一番感触。充满竞争的互联网行业，唯有保持创新才是恒强的王道。就这种角度来看，Google的确是我们很多人的理想国。
正文：
这是8月19日，Google上市的日子，Larry Page与他的同事们在NASDAQ大楼里看着这丰盛的早餐：摆放在精致底座上的水煮蛋、成堆的鱼子酱面包、大杯的奶油酱。过不了几分钟，Larry将会主持NASDAQ今天的开市典礼，然后集合人群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Morgan Stanley，去看看Google股票的开盘价格。在31岁这一年，Larry终于站在了迈入亿万富翁行列的入口。也许你会觉得他现在肯定就像舞台上的春哥一样high——但事实上他却显得完全不是如此。套着一套Macy’s的西装，生冷般的白色领子箍着脖子，他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和旁人闲谈，甚至连微笑都很少。也许这是因为Sergey Bring无缘无故的缺席，作为Google的共同创始人，在这个清晨他选择了呆在硅谷。当然也有可能Larry只是太累了。即使是在前辈们上前来拍马屁时，Larry也显得不太像说话。
“恭喜，恭喜啊，”NASDAQ总裁Robert Grefield说到。“这次交易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件好事。对Google好，对NASDAQ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Larry咕哝道“有趣的事还在后面呢。”
几米处不远，Google的CEO，Eric Schmidt正在与公司的董事及Google早期风险投资者John Doerr聊天。两位分别49岁和53岁，各自在硅谷都是享有极高声望的风云人物。Schmidt曾是Novell软件公司的CEO，在更早之前他还在Sun公司长期执政。Doerr，作为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曾投资过Netscape、Amazon.com、Compaq、Sun。他俩在硅谷的经历都超过了50年。不过他俩可以作证，在硅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公司的创始人像Larry和Sergey这样，也没有哪次IPO像这次一样。
一开始被创始人鼓吹为“一场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试验”而发起的那玩意，已经转变为今早华尔街日报所描述的“一个相当麻烦的东西”——有来自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调查、媒体的尖酸批评、投资者对股票定价的敏感易怒。（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SEC的‘静默期’ 里，Playboy杂志居然刊发了一篇Larry和Sergey的采访稿。这让Google的公关团队看上去就像一群，恩，傻X一样。）
因此就算在这一刻，一切辛苦都快走到头，Schmidt和Doerr应该放松放松了的时刻，他们仍然得祈祷千万不要才出什么错了。突然，人群中出现了骚动，服务员在那跑来跑去的。两个身着火辣黑色短裙的靓女惊呼着要水和餐巾纸。Schmidt和Doerr环视四周，找到了问题所在：Larry把他亿万富翁的屁股坐到了一盘奶油酱上。
两位靓女挑逗般地给他擦着屁股上的污渍，Larry直挺挺地站在那，脸上带着红葡萄酒的颜色。Schmidt回过身，眼神露出无奈的神色“这种事经常发生，”他说“我们见过更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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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崛起常常被作为经典的硅谷神话而被提起。两个斯坦福大学的稚嫩极客，出于对互联网的热爱而开发出了一种彻底改变互联网体验的技术；然后他们退学并(在一个车库里)创办了一家如今辉煌无限的公司；借由公司的成功上市，他们收获了巨量的财富与名誉。
但是除了这些为众人所熟知的细节外，Google的故事还拥有一些独特的精彩点。这是一个关于经验主义与年轻冲动相碰撞的故事，相比起那些独角戏这更像是一场混乱的大合唱演出——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玩脱线，使得那些不可预知的麻烦一再出现，挫折不断，直到今日。
在一次次的鼎盛和萧条后，硅谷最主流的故事还是环绕着恒久的“父子”命题展开。虽然硅谷经常被喻为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地方。但在这里，人与人间的关系其实比外界想象的要传统许多。
就像商业世界中的其他区域一样，硅谷也很迷信高级经理人，那些极富经验的CEO，有着成熟的业界经历，在华尔街保持着良好的信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泡沫时期，为公司引入那些挂着一大串名头的CEO，在硅谷成为了一种风潮，哪怕只是一家幼儿滑冰训练营也会想跟风。在Netscape、Yahoo、eBay以及其他许多创业公司，二十几岁的年轻创始人们很快发现管理层的那些人都老得差不多能当他们爸爸了。Netscape的Marc Andreessen拥有Jim Barksdale这样一位CEO。Yahoo的Jerry Yang和David Filo的第一任CEO是Tim Koogle，继任的则是Terry Semel。有意思的是，大多CEO都没有技术背景。他们存在的意义基本上就是作为来自“成人世界的监管”，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使得公司保持理智以及基本的运作纪律——换句话说，就是保证孩子们别玩得太过火了。他们的存在正好展现出硅谷中真正的幕后黑手：那些把他们安插进公司的风投们。
Larry Page和Sergey Brin用硅谷的话来说，就是与Andreessen、Yang与Filo他们不是一代人。简单的说，就是他俩是在四年后创办自己公司的。那些硅谷的传统规矩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在建立Larry描述中的“非传统公司”的各个阶段中，两个年轻人拒绝了来自资方指定监护人提出的意见。对，他们是接受了资方安排的一个中年CEO，但他们选择了完全无视他。在对待华尔街、股权持有者以及媒体方面，他俩基本漠不关心甚至还有点蔑视。
在Google的IPO过程中已经为这场弑父戏剧增添了很多刺激的场面，但这绝不会是终点。Google背后的另外一名风投，Michael Moritz对我说过“大多数人以为IPO是一个公司故事中的最高潮，但事实上这只是第一章而已。”他继续说到，一个公司的基因早在它最初的18个月就被决定了。“在那之后，这个公司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它的文化已经深深植入进了公司里。所以，如果DNA是对的，它就是一块金子。如果不对，那基本就玩完了。”
1996年1月，Larry，作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中西部学生，已经在学校里因为用乐高玩具搭建出一台喷墨打印机而出名；而Sergey，则是一个带有莫斯科血统的业余吉他手。他俩共同开始了搜索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在那个时候，大多数搜索引擎所提供的结果都基于关键词在网页上出现的次数。那时都在攻读计算机科学PhD的Larry和Sergey，认为更好的搜索结果应该基于相关性；他们都相信流行程度很重要——就是说那些被链接得更多的网页，往往更加靠谱。利用了一些复杂的算法，他们开发出一个叫做Page-Rank的系统，并将之作为搜索引擎的核心构件。这个搜索引擎先被赋以BackRub这个名字，随后的名字嘛，Google。
在两年的时间内，Google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炙热新星，而Larry和Sergey也开始玩笑般地计划着开一家公司。1998年8月，在Palo Alto的一个门廊处，他俩给Sun公司的合作创始人、硅谷的传奇人物Andy Bechtolsheim演示了Google的demo，Andy向来以超强的技术实力以及对天才人物的嗅觉而闻名。他看了一眼demo，转身就向自己的车走去，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这是Google收到的第一笔投资。
在Bechtolsheim这里，Larry和Sergey。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又找到了其他很多人，从其中收获了100万美金作为种子基金。但是Larry和Sergey知道，在泡沫时期的硅谷，100万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他们去Sand Hill路试试运气，这条路是硅谷各大风投及千万富翁的聚集地。
但是两个风投很快凸显了出来：John Doerr，代表着Kleiner Perkins；Mike Moritz，代表着Sequoia Capital。Doerr是硅谷里实至名归最重要的风投人士，而Moritz则是投过Yahoo的。Larry和Sergey明白，如果拉来Moritz垫背，就能与Yahoo这家他们很想与之合作的公司搭上关系。同样的，他俩认为Doerr及他的公司是通向AOL的一条大道，毕竟AOL是Kleiner投资的。从两位风投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像Bechtolsheim一样对这个技术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没有商业计划并没有困扰他们，价格也不是问题。Doerr给风投新人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如果你喜欢这个创业者，以及他的技术，那么价格永远不是问题。”
到了1999年5月，Doerr已经决定他要投资Google了，当然Moritz也是这样打算的。考虑到双方能提供的脉络资源，Larry和Sergey几乎是用很强烈甚至蛮横的态度要求两边都作为资助者加入进来。而他们的底线只有一个：不管哪个爸爸都别想对新孩子的监护权打主意。
在互联网泡沫之前，风投们经常合伙投资一个公司以此来降低风险及支出。但是在1999年，很多风投都发展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大的规模了，风投们拥有太多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的钱。因此合作投资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根本没人想要这样做。
没有哪家风投公司有像Sequoia和Kleiner Perkins这样，将‘每家风投只顾自己’这个信条发挥得如此彻底。作为硅谷最老的两家风投公司，他们是最有实力与影响力的。但是从行事风格与性格来看，他们又是如此不同的两个极端。Kleiner是那种闪耀型、善于推销自己、带着一点不羁；Sequoia则是低调、节俭型。Kleiner的合伙人，William Randolph Hearst III这样说到“KP是雅典；Sequoia是斯巴达。”
Doerr与Moritz之间的不同就像两家公司一样。Doerr是那种中西部天主教徒，毕业于Rice大学，是一名工程师。而Moritz是威尔士犹太人，在牛津大学修读历史专业。Doerr亮相硅谷的方式是把微芯片卖给了Intel。而Moritz则是在时代杂志上为硅谷做了一期封面。Doerr是一个极富热情甚至有点夸张的人(“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合法财富创造体”这是他在硅谷鼎盛时期用来描述硅谷的著名话语。)，而Moritz则是一个怀疑论及悲观者（他在1998年是这么看硅谷的：“许多挡风玻璃将会沾上许多的血肉(译者注：暗示跳楼)”）。虽然他们彼此间并没有公开的仇怨，但在此时他们是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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